明朝末年也就是十七世纪上半叶，人类的战争方式正在冷热兵器衔接过渡的重要阶段，欧洲骑士的铠甲轻易的被火枪的铅弹洞穿，领主和国王们厚厚的城堡再也无法抵档市民军队的大炮，中世纪结束了。与此同时，那些骑射为本，到处屠杀破坏的野蛮游牧民族也逐渐失去了和富裕文明对抗的能力。滚回草原继续放羊。
在这种历史大变革中只有中国是个例外，我们的明朝遗憾地没能顶住游牧民族最后一波进攻，华夏大地被满清荼毒了数百年，被世界远远的抛在了后面。
要说明军的失败，先来看看同时期的另一场重要战争，欧洲1618---1848年的“宗教战争”，当时整个欧洲分成天主教和新教两大集团混战了三十年，战后各国纷纷对战法和军队进行改革，火枪手的数量首次超过了长矛兵，采用了先集中使用炮兵进行火力准备，继而用骑兵突击，最后由步兵扩大战果击败敌军的三段式战法，成为滑膛枪时代的标准战法。后来拿破仑又把它发挥的炉火纯青（此战法的生命力一直延续到十九世纪末，直到机关枪的大量使用才逐渐改变）。从这场战争之後，掌握这种战法的军队就发生了质变，面对这样的军队，骑射蛮族们的“十万铁骑”、“铁骑席卷”再怎么威风也是冷兵器时代的余辉了，他们的末日已经到来。
这种战法不是某个军事天才的独家创造，而是火器发展的必然，也就是说只要火器达到了那种水平，仗必然会这么打。反之的话还是冷兵器战争，面对游牧民族还是没有优势。明军虽然火器众多，也一直积极的研制、购买、提高火器技术，但是还没有发生质变，依旧是一支冷兵器军队。
要达到上面说的这种水平
第一，火炮能够发射“开花炮弹”，即爆炸弹，这使火炮从一种攻城器械变成野战武器，能大量杀伤有生目标。
这一条明朝很早就具备了，嘉靖年间制造的虎蹲炮，《明会典?工部》记载,嘉靖四年(1525)制造的“毒火飞搏”,炮筒用熟铁制成,装火药十多两,炮弹由生铁熔铸,弹内装“砒硫毒药五两”,点火后“将飞搏打于二百步(约330米)外,暴碎伤人”。这是中国古代以火炮发射爆炸弹的最早记载。不过单单这一条实在是太淡薄，不足以转化成胜势，更何况当时西方使用的带引信的“葡萄弹”，明代未见详细记载。可笑的是，愚昧的满清竟然对这种技术一无所知，就好象从来没用过，后来满人虽然用炮，但发射的炮弹都是实心铁疙瘩，或是不用炮弹，炮筒里塞满石子、铁屑、一点火喷出去。。曾国藩曾说清军打不过洋人，原因之一就是没有“开花大炮”。19世纪70年代，左宗棠出师西征，在陕西凤翔发现明末的“开花炮弹”，不禁感慨道：“利器之入中国三百余年矣，使当时有人留心于此，何至岛族纵横海上，数十年挟此傲我？”满清在武器装备指导思想上的保守，使清军在鸦片战争中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满清在洋务运动之前，二百多年间火器技术甚至比明朝末期还要退步。与明朝zheng府积极改进火器相比，可见这群垃圾的愚昧。
第二，火炮要具备相当的机动性，机动性不好就不利于大量集中，明朝的火炮无论是虎蹲炮、佛朗机铳还是后来的红夷大炮机动性都不好，虎蹲炮虽然不大可发射前居然要用大铁钉钉在地上，红夷大炮本来是葡萄牙人的舰炮，重达上千斤，太笨重只适用于守城。反观西方，大炮的口径适当，用马匹牵引，能够短时间迅速集中形成炮兵阵地，明军也有马拉炮车，可是车上的火炮威力太小。
第三，火炮要具备相当的火控能力，具体就是铳规、铳尺和矩度等仪器的使用以及装弹填药技巧的掌握。
这一条明朝和西方的差距是最大的，也是所有差距中最致命的！说的夸张一点，这可是当时的超级军事机密，明军也是千方百计的寻求，可惜被西方控制的很严。西方的传教士们对明朝传授火炮技术时都是关键的地方留一手。没办法，自然科学的造诣当时不如人家。
一个优秀的炮手在发射火炮之前，必须估计敌人有多远。虽然从望远镜中所见人形的大小可以猜测远近，但如果使用矩度就可以精确测量距离。矩度被波巴哈(GeorgPurbach,1423-1461)当做天文观测中的角度量测工具以后，在十六、七世纪的欧洲风行一时。在明朝，徐光启也曾上书提到矩度之类的仪器「度板」，且认为「度板」应该如同「家传秘方」一样只传给皇室子弟。由此可见测量器具的重要了。李之藻在天启元年抵御满洲时，也强调如果无法得到秘密神铳的「点放之术」，就会「差之毫厘，失之千里」。这里所说的「点放之术」，指的就是矩度和铳规等仪器的使用法。崇祯初年，明军对红夷火炮的仿制已经进入量产的阶段，然而西方利用仪器来提升火炮瞄准精密度的操作方法，却一直是当时许多明军炮手的盲点。发炮全凭经验。
有关铳规的规格和用法，在汤若望与焦勖翻译的《火攻挈要》中有简明的记载。文中提到，使用铳规时先将长柄插入炮口，便可以经由垂着的权线，在弧上读出炮管的仰角。
铳规虽然可用来量炮管的仰角，但在操作时必须冒着枪林弹雨的危险到炮口处测量，因此后来的人改进发明了可放在炮管末端使用的火炮仰角(Gunner''sLevelorClinometer)。在北京故宫博物院珍藏了一个测炮象限仪就包含了一个火炮仰角仪。但这个精巧的测炮象限仪有可能是皇家的赏玩之物，并未真正用在军事上。为了使每门火炮发挥最大的威力，炮手必须注意炮弹的大小和火药的用量。铳尺的功用就是测量火炮应该装填的火药量。当炮弹的重量确定后，炮术家们认为所需装填的火药，应该有一个理想值。最恰当的状况是在火药完全燃烧的瞬间，刚好将炮弹推至管口。
这就是「药弹相称」的发炮要领。当时在中国并没有弹药相称的观念，曾有炮手使用空炮（象征性地填装火药）而被严重惩罚，所以后来的炮手都将弹药装得满满的，很容易膛炸。徐光启在铸炮的时候，思宗也曾下旨要徐氏试验在炮中装填更多的弹药，看能不能增强威力。崇祯四、五年间吴桥之变时，明朝守军也曾因为装药过多，结果不但爆炸且有多名炮手伤亡。
为了让司铳者判断不同材质的圆弹所应填装的火药量，十六世纪欧洲的火炮制造者，在铳规上刻有相应的比例尺，让炮手不需要复杂的计算，就可简便地估计装药量。
虽然火药的配制当时还无法完全标准化，但铳尺的发明可使炮手迅速地掌握恰当的药量，这是火炮发射技术上的重大突破。因此，铳尺的形制和操作方式在中国往往被视为秘学，所以在当时西洋火器的中文书中都不曾提到，所画的图也不详实。铳尺的原理当时仍属于掌握在天主教人士手中的秘学，所以一般铸炮者或炮手都不太熟悉这一种较科学的工具，到了临战忙乱之际，只能自求多福了。
明时所翻译的欧洲火炮书籍，往往直接采用原书上的数据，而没有依照中国用的度量衡单位加以换算。且翻译西方的单位时还抄袭中国原有的名词，造成很大的混淆。例如明代以一步为五尺（合156cm），而圆周定义为365.25度，和《西法神机》等书上所说定义相差可远了。此外，《西法神机》在叙述各种火炮所应装填的弹药时，用「斤」来翻译pound，然而当时中国所行用的斤(=597g)不到一公斤，如果不明白其中的差异，有可能多填了火药而增加膛炸的危险。虽然铳规、铳尺和矩度的配合使用大大提高了火炮的准确度，却仍做不到百发百中的程度。更何况不完全具备这种技术！因此明代的炮手往往将大炮当作平射武器使用，这样如何能在敌弓箭射程外打击它的骑兵？尽管如此，明代的有识之士一刻也没放松对火炮技术的研习，明末孙元化集中明代制造火炮的成果,吸收西方先进的造炮经验,撰写成《西法神机》一书。其后,焦勖于崇祯十六年在汤若望的传授下,辑成《火攻挈要》。这两部书,是明末火炮制造的理论和工艺技术专著。
反观满清，直到鸦片战争爆发前近二百年时间竟然没有任何讨论火炮的专门书籍出版。后来的出的书也一直没能超出明代的水平，可悲啊。
第四，要有相当数量的火枪bu队，即便是火绳枪相比弓箭也有很大优势，更不要说每分钟四五发的燧发枪。大家如果多看日本战国史一定知道织田信长的火枪三段击的威力，可惜明军对此重视不够，军队中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火枪bu队，那些大大小小的火铳也没个统一的制式，给后勤造成极大负担，有的铳需要两个人架在竹架上操作，那还能算火枪嘛，本来在万历朝鲜战场上，明军吃过日军火枪bu队的大亏，虽然用兵谋略强于对手，而且最终取得了胜利，但强攻平壤的时候，伤亡较大，连主将李如柏的坐骑都被火枪击毙。。当然日军当时也不是一支热兵器军队，几乎没有大炮等重武器。而且他们的枪也是找葡萄牙人和荷兰人买的。
说到最后，明皇帝和士大夫们从百姓手里抠出那么多“辽饷”，“练饷”，“剿饷”却用错了地方，兵贵精不贵多啊，能养活数百万军队的钱能够大力投在制造枪炮上，世界历史一定会重写，短时间内来不及改进，也可以砸给有现货的洋鬼子。
